迎风山上的告别
作者：章泥
四川人民出版社
序：朝向未来的告别
顾建平
《迎风山上的告别》呈示了我们这个物质过剩时代的贫与困，也描述了走出困境之路的崎岖与坚韧。这是关乎小人物与大时代的一部辉芒闪耀的协奏曲，让读者身临其境沉浸其中，心绪由同情、哀伤转而振奋、喜悦，一次次感受到周身血液的荡涤和盈眶的热泪滚滚。
贫富差距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世界性的存在；在古老中国人口众多的今天，又是一个无法回避亟须解决的社会难题。几千年来人类设想了各式各样的没有贫富之别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乌托邦……都已被实践证明只是沙盘推演，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但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执政者又有道义上的责任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平等公正。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近些年大力实行的精准扶贫，其行动目的和深远意义之所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一方面是物质极大的丰富甚至过剩——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以致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网络时代传播方式的发生革命性变化，知识和信息骤然大爆炸，又导致了知识过剩、信息过剩；而另一方面那些主要生活在边远地区的贫困百姓，却依旧面临着双重的贫乏：物质生活的贫乏，精神世界的贫乏。
在小说中，迎风山虽然说不上壮丽秀美，但有大风吹拂，有雨水滋润，草木茂盛生机盎然。作者章泥以别致而抒情的笔调细密铺陈出小主人翁对这座山林的怀想与告别。
我们以往读到的文学作品习惯从全知的视角去审视贫困与落后，由外到内去观察去介入，《迎风山上的告别》独辟蹊径，用第一人称——一个特困家庭孩子的眼光去记录，去叙述，从贫困的内核写起。没有了第三人称（俗称“上帝视角”）的同情、怜悯与施舍，只有在泥水草丛中、颓墙破瓦下生长的身体，长着一双困惑、懵懂、好奇的眼睛，渐渐地，这双眼睛流露出喜悦、期待，闪耀着求知和探索的神采。《迎风山上的告别》难能可贵的是对小主人翁与贫寒物质生活形成反差的丰富内心活动的捕捉，随着这个贫困少年对周遭世界认知的逐渐唤醒，读者的同理心不由层层推进，当我们一次次打量这座山林突兀的贫与困时一次次作别往昔，其实我们也在一次次审视沉潜于自身的贫与困一次次迈向未来。正因为此，整部小说带给我们鲜有的既疼痛又有分明振奋的阅读体验。
《迎风山上的告别》通过儿童的眼睛和心灵，把小主人翁自身经历的今非昔比的变迁置之于精准扶贫，这一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影响的大背景之中，作品可以看作小主人翁在当今时代的一段人生际遇和心灵成长史。这个全县全乡全村最“老火”的贫困户儿子陈又木，十岁时身量瘦弱，语言迟钝仿佛弱智，家里有独眼的父亲，又憨又哑的母亲和弟弟。后来，陈又木遇到年近二十岁的身残志坚的瘫子，瘫子教他数数和识字，他们结下珍贵的友谊；再后来，陈又木遇到驻村第一书记小武，这个从省城来到乡村、基层工作，经验还不丰富，却对扶贫帮困真抓实干的年轻人，待他如兄长。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众多扶贫干部一次次进村入户搞帮扶、做调查、添措施……迎风山上贫困青少年的命运终于一步一步改变。
迎风山上的百姓，不只柴米油盐房屋被服这些物质严重匮乏，不只是身体患有各式各样的病痛残疾，更尴尬的是知识的匮乏、精神的虚空和人性的愚昧。贫与困，物质之贫容易解决，难在精神之困。特困地区的乡村、家庭，缺乏自身造血功能，依靠外界持续输血才能维持正常生活。房屋可以盖好，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以送来，甚至疾病也可以治疗，但精神上的贫困、智力上的障碍，是难以突破的恶性循环。扶贫不仅仅是济贫，要把贫困户扶起来，让他们自身站立，需要让他们在精神上充实，在理念上与现代社会接轨。
扶贫干部小武和他的同事们，打破了这个魔性怪圈，帮助乡亲们告别迎风山，告别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困窘，让贫困青少年——瘫子郑华、盲童亮亮、一度又憨又哑的“我”和有自闭症的弟弟……有了敞亮宽阔的未来道路，开启了比父祖辈更充实幸福的人生，这就像在沙漠上浇灌出了一片绿洲。滴水辉映太阳的光芒，这个小小山村的沧桑变迁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铿锵步伐。
作为长篇小说，《迎风山上的告别》不仅内在张力饱满，而且经验真切、层次多元。作者别致、生动、富有表情的小说语言，既聚焦众多贫困户在国家、省、县、乡、村各方面积极外力作用下的改观，又注目贫困户乡亲与乡亲之间的相互帮扶，特别刻画了残障弱势群体的自身努力和心路历程。与经典相遇，和科技携手，“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方略，正让陈又木和更多跟陈又木一样曾经贫寒困苦的青少年与时代共奋进。《迎风山上的告别》既有对脱贫攻坚“啃硬骨头”的客观呈现、理性思考，又有对梦想的诗意抚慰和对希望的温暖传递，作者以卑微者细小的悲欢，呈现精准扶贫具体实践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以直叩人心的力量完成对脱贫攻坚饱含深情的文学表达。
《迎风山上的告别》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学结合体，理想照亮了现实，并且正引导着现实。
年11月5日
第一章
1．风
没有去瘫子家之前，我没有觉察出我家有这么“恼火”。
每天上午醒来，我都到屋前的院坝边，对着下面的山崖子冲一泡尿。我看见，阳光使我凭空而降的尿花变得七彩斑斓，我的心就有一丝小小的舒爽。又是一个好天气，我又可以望一整天云，听一整天风，玩一整天石头和泥巴了。
弟弟和妈妈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他们已经融化在屋子的晦暗和阴冷里了，对阳光普照倒不适应。他们总是在一起，一起睡，一起醒。睡的时候牵着手，醒的时候也牵着手，生怕谁把他们拆散了。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变成了你是我的左手，我是你的右手，并以此对抗着、排斥着什么。我不喜欢他们这样一个小气的团伙。
我也不喜欢爸爸。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虽然同样睁着，但一看就知道瞎了。奇怪的是，每次站在他面前，明明他没瞎的那只眼在看别处，我却总觉得他瞎了那只眼在看我，这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溜走吧，他的瞎眼睛一定会追踪我。老实待着吧，他明亮的那颗眼珠里又没有我的影子。在他面前，我经常就这样左脚想迈开，右脚又在原地立得稳稳的。
爸爸睡在我们对面，隔一间屋，我们之间好像隔着几座山几道岭。只有他骑着他的摩托车出门了，我们之间才会生出一份牵挂。无论他出门时间长与短，只要他一离开家，我们都盼着他回来。要知道，他一回来就会“啪”地朝我、弟弟和妈妈睡的屋子扔一包东西，那可不是一般的东西，那是一包油荤。尽管都是他吃剩的肉、啃剩的骨头，但也足以令我们竞相争夺。
没有去瘫子家之前，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爸爸“啪”的一声扔在我们面前的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会久久回味那些东西落在地上“啪”的这一道响声。这道响声，像沉沉甩给地面的一记耳光，又像地面从心窝子炸开的一个闷雷。因为低沉，这道响声削掉了尖锐，钝去了锋利，在我耳朵眼里，竟变得敦实、淳厚而恩慈。也许，接受施舍早已成了我生命中的一种习惯。然而，当“啪”这个声音再度于我耳边响起，我仍有听得花开的欢悦。这时，如果弟弟从中握了一块厚点的肉或者一个大点的骨头，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一把抢过来，迅速塞进嘴里，要不然妈妈又会把它们从我手里抢了回去给弟弟。
这样争来抢去的机会，其实屈指可数。更多时候，我都处在对肉食的想象中。我常常在梦里吃肉，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我把爸爸的摩托车——我家唯一散发着油香味的东西给吃了。像吃一头猪一样，我把爸爸的摩托车东拆西卸地吃得只剩一堆架子骨。吃到最后，满嘴是油的我无比惶恐，我不知该怎样面对爸爸那只瞎了的但又能盯着我看的眼睛。就在我一刻比一刻惶恐之际，“不——不——不——”爸爸在屋檐下发动起摩托车，不知又要去哪儿了。
在我眼里，爸爸有两样了不得的东西。一样是他的摩托车，一样是他的手机。
爸爸才有摩托车的时候，载我在家门外的山路上溜了一趟。我没有想到，摩托车会跑得那么快。树啊、草啊、沟啊、坎啊，甚至千年不动的山都朝我们反方向开动起来，一时间周围的一切都从我脑门、眼前和耳边往后奔。我还没有眨下眼，摩托车上的我们就到了一个山拐。
从我家到这个山拐有很长的一段泥埂，如果不是坐爸爸的摩托车，我肯定半天也走不拢。我的腿走不了太远的路，走远了就痛，就得蹲下甚至趴下。我和弟弟、妈妈都有这个毛病，我们都不敢走远，就怕走远了回不来。事实上，在我印象里，弟弟和妈妈就没有出过门。
一家人中，爸爸的摩托车只载过我。这样的机会，虽然比他甩给我们一包油荤的时候还少，但不要太多，只消那么一次，我就知道什么叫作“快”。
“快”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原本安详的世界突然惊慌逃窜的模样。这样的瞬息之变，让我想起了水底的虾。原本安详的世界好像悠闲伏在沟边的虾，你刚要伸出手去捉它，它便退着一遁，离你的视线和欲念就越来越远。
第一次坐在爸爸的摩托车后，“快”就这样拖拽着我，啮啃着我。奇怪的是，这时我在心底无限忧虑着的竟然是弟弟。明明是我坐在车上，我却担心换作弟弟坐在爸爸身后，弟弟一定会像一片树叶一样被摩托车刮起的风吹到半空中。爸爸的身体很厚实，我、弟弟、妈妈的肉都长在了他身上。坐在他身后，我感到他帮我挡住了一些风，但是那些吹到我手上、脚上、头发上的风，却总让我担心起弟弟，我担心弟弟坐上来，真会像一片树叶一样被摩托车刮起的风吹到半空中。
我为什么会在离开弟弟时无缘无故地担心弟弟？这个问题让我苦恼。在家时，没说的，我准会欺负他。他太好欺负了，他没有丁点儿还击之力。有一次，我掐过他的手，他的手细弱得像一根从未见过天日的瓜蔓，稍一用力，不但掐不住，反倒会黏上你。
爸爸把我从山拐载回家门口，对着弟弟说：
“小短命的，你也来坐一盘。”
已经从摩托车上下来的我，使劲用眼神告诉弟弟不要坐，不要坐。也许我的眼睛和我的嘴巴一样都不会说话，弟弟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神色，但他也丝毫没有像我最开始想坐上去试试的那样一种敢于冒冒险的欲望。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依旧和妈妈牵着手。我看出，他们都感到了危险，但他们怯懦的面目却透着一丝凛然：如果要坐，他们两个一定会一起坐上去。
“小短命的，你只有永远和你憨子妈拉在一起。”
爸爸没有再喊弟弟坐，他或许根本就没有安心载弟弟。他骑着摩托车在院子里笨拙地打了个转，用两条腿夹着摩托车，使牲口一样把它使到屋檐下，一边费劲地支摩托，一边咕噜着：
“你们，谁，也不准动它。”
我点了点头，弟弟和妈妈的脸色比先前放松了些，似乎他们两个都躲过了一劫。他们还是手牵着手，也许他们都太瘦弱了，不得不随时拉在一起，要不站在地面上的他们随时都可能迎风飘起来。
我家所在的这座山，叫迎风山。
迎风山上的风，一年四季一天早晚都在刮。风小的时候，还听得见山里的虫鸣鸟啼，风大的时候，关了门都像有人在咚咚咚地擂。
我不知道是谁给这座山取的名字，但我觉得迎风这两个字让这座山时时刻刻都有一种动感，念着这座山的名字，就会想见山上的枝摇叶展，草浪迭送。我没有料到，有一天我会离开迎风山，更没想到我会到迎风山外的学校去念书。当我终于学会了很多字、词、句的时候，我的当下常常和我的昨天纠缠在一起。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安祺”特殊学校的图书角翻着一册彩色绘本。一页画面上有片海，海上有艘船，船头立着一个人，海风把他的衣服、头发都吹得飘飘扬扬，画面下方写着四个带拼音的字：临海凭风。
至今为止，我没有见过真正的海和船，但我胸中却有数也数不尽的临海凭风的感受。这些感受一次次把我带回迎风山，带到朝霞灿烂的山崖，云雾缭绕的山腰，草木如火如荼的山岭。
这些风，像手，小心冀冀地抚摸我，也曾不耐烦地推搡我，甚至凶神恶煞地捶打我。这些风，又像目光，一会儿含情脉脉，一会儿又幽幽戚戚地流出泪来，到了黑夜，我常常听见它在号啕着奔走，就像找不到宿主的魂灵。这些时候，总像有人在拍打我家那扇龇牙咧嘴的门。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爸爸的手机通常就在风把我们的魂儿吹得东游西荡的时候突然咿呀啊地唱起来。他把这个家伙随时带在身上。它很少响，一响就有手机里的人叫爸爸出去做活路。
“我做不来啥子喔。”
每次，爸爸都要明白无误地这么宣告。
手机里的人嚷道：
“舅子！又不要你挑花绣朵，就来守下场子嘞。”
完了，手机里的人还补充两句：
“管吃！管喝！”
爸爸嘿嘿嘿地还想推一下，手机里的人不耐烦了：
“龟儿子，来不来喔？”
爸爸才勉强说：
“那好嘛，反正我做不来啥子，你们晓得嘞。”
非得等到手机里的人吼起来：
“挨球，跟哪个不晓得你是陈独眼儿一样！”
遭了骂，爸爸才觉得这事谈妥了。
“不——不——不——”
第二天，他又骑着摩托车出门了。
爸爸一走，原本死气沉沉的家更加死气沉沉。妈妈和弟弟只会啊啊呜呜地哼哼，哼两下也好，哼两下也是声音。爸爸的摩托车和手机跟着他一道出了门，这个家连个会叫的东西都没有。妈妈和弟弟不知什么时候又归顺了静默，半天半天的，他们哼都不会哼一声。
2．米花糖
我是能听明白话的。
要是有人和我说话，我想我也能说几个字，甚至几个词。但是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只好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呆呆地望着天，白日看云霞，夜晚看星宿。
一天下午，我的脖子望得实在酸了，我就把头扭来扭去，扭到不能扭的位置，我的眼睛又瞅见了斜面山腰子上的那户人家。我把头往反方向扭过来，视线随之画出一个巨大的半圆，我再次确定斜面山腰子上的那一家是离我最近的人家。就在那个脖子酸酸的下午，我莫名其妙地盘算着，我能不能走到那户人家，最要紧的，是我到了那里，还能不能从那里再走回来。
那天下午，其实我连走到那户人家的信心都没有，就朝着它走去了。我没有向妈妈和弟弟支声儿，他们压根儿不会想到我会走远。这么多年，除了爸爸的摩托车载着我出过几趟门，我和他们一样，从来不敢走出家附近。
那户人家比我预想的远得多。
顺着一条不宽的土路，我走着走着，脚就痛了。我蹲下又坐下，坐下又趴下。我看了看天，估计天黑也打不了来回，便拖了一叉枯枝横在路边。腿脚稍稍不痛了，就慢慢往回走。到家的时候，我感觉下半截身子都成了两根稻草，这两根稻草连我的两片上眼皮都撑不起，我一下倒在了门槛边。
第二天醒来，我第一次首先想到的不是吃，尽管肚子已经很饿。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昨天拖来横在路边的那叉枯枝，我想今天一定要超过它。弟弟坐在屋檐下吃着一碗黑乎乎的饭，趁妈妈转身去刮锅底，我又抢了弟弟的饭吃。弟弟看着我，哼也没有哼一声，他的眼睛越来越大了。我不知道，他的眼睛是不是把我也放大了。
为了避免上次的时间不足，这次，我从上午就开始走。走到枯枝横着的地方，我的腿脚没有昨天那么痛，我继续朝前面走去，直到腿又痛得厉害，才在路边坐下来。我回头看了看我的家，那个低矮的有一侧屋顶的瓦片都稀稀拉拉的房屋在我眼睛里变得更低更矮了，低得矮得装不进半个人，我突然怀疑起弟弟和妈妈是否还在里面。就在这时，我又感到了惶恐，就像在梦里把爸爸的摩托车吃掉后的惶恐。我赶紧找到一叉枯枝横在路边，又朝着来的方向往回走去。
这样一次比一次更远地走了四趟后，第五趟，我终于走到了斜面山腰上的那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院子真大，几乎半个山腰子都是他们家的。最要命的是，他们屋檐下挂着几块肥瘦相间的肉，靠边还搭着重重叠叠的玉米棒，地上是垒了又垒的红苕堆、柑橘堆。
我想，这些东西够得他们家的人吃上好几年了吧。就在我无比艳羡的那一刻，正在门槛边打盹儿的大黑狗发现了我，它一道闪电似的朝我扑来。
“不——不——”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就像爸爸的摩托车一样“不”“不”“不”一声比一声更尖厉地叫了起来。这个时候，我多么想我的身体也像爸爸的摩托车一样发动起来，轰地就不见踪影。
“大黑！”
一个更尖厉的声音喝住了已飞身扑到我面前的大黑狗。
“回来！再乱叫就打断你的……”
这个声音没有把话说完，黑狗已悄然退了回去。这条狗似乎知道打断它的……是绝对不堪设想的后果，再不造次了。
循着声音望去，我看见院坝靠边坎的石桌子旁，“立”着一个人。说“立”着，是因为他没坐着、趴着、蹲着或躺着。但“立”着的他，只有半截身子，仅比矮扁的石桌子高出一个头，他的双腿好似插到地下去了。这是一个人吗？这是个什么人？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他怎么会这样？他的衣服触着地，他的腿呢？
“你是谁？”
他朝我问话了。
“你从哪儿来？”
他的声音一句比一句轻起来。
“你在这儿干啥？”
我想回答他，我是陈又木，我从斜对面的迎风山上的陈贵群家来，我想到他家看看就回去。但是我开不了口，这么多年，除了和爸爸有极少的语言交流，几乎没有人和我正南齐北地说过话。我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我的喉咙和舌头不知被什么狠狠地钳住了。我只好愣头愣脑地看着他，指了指斜对面迎风山上我的家。
他大概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了。
“过来。”
他对我说。我却在这一刻感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紧张，我不知道是该向前迈向他，还是转身就逃走。
“来嘛。我是不能走，要是我能走，我就走到你面前了。”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久久不敢迈开步。当我终于一步一步走近他时，我的双脚竟畏缩得如履薄冰。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向一个陌生人，而且是这样奇怪的一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要给我一巴掌，还是要踹我一脚。不过，我很快坚信，他不可能踹我一脚，随着一步步走近，我看见他那细细小小的腿和脚完全羸弱地瘫在地上。
那天，我知道了他叫郑华。人们都叫他瘫子。他有十九岁。小时候被医生打错针，从此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也叫我瘫子吧，叫郑华别人还不知道你在叫谁。”
我点了点头。
“你是哑巴吗？”
“不。”
他突然笑了。因为我嘴里冒出的这道气流就像悄悄的一声屁响。
“你吓到了吧？”
“不。”
“你走累了吗？”
“不。”
“你是学生吗？”
“不。”
他似乎专挑我能答上的话问我，我一下变得对答如流。
“你吃东西吗？”
我的嘴唇已做成了要冒出“不”这股气流的样子，但是这次我没有让“不”再脱口而出。瘫子从我眼里看到了答语。
“妈——”
他使劲朝院坝连着的屋子扯开嗓门吼了一声，一个收拾得干净齐整的妇人走了出来。
“呃，啥子事嘛？”
“这儿有个小娃儿，他说他从山对面的那户人家来。给点东西给他吃。”
“山对面？那是陈家的屋，你是陈独眼儿的娃儿？”
瘫子妈惊讶地打量着我，好像我披着一身鳞甲或羽毛，要么来自水域，要么来自天空。
“娃儿，跟我来。”
瘫子妈把我从院子带到了堂屋。
“坐嘛，娃儿。”
她招呼我坐下。我平生第一次来到别人家，除了跟在瘫子妈身后，我不知道如何进退。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怯懦，每对我说一句话，都要加上“娃儿”两个字。“娃儿”这两个字，莫名给我一丝暖暖的抚慰，我内心的惶恐渐渐消退，我开始有些大胆地打量瘫子的家。
我没有想到，瘫子的家有这么多东西。桌子、柜子，柜子上还有电视机。以前爸爸用摩托车载我去乡上的集市，我看见过这玩意儿。当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既怕里面的人突然钻出来，又怕我自己不留神被吸进去。爸爸看我那噤若寒蝉的样子，大咧咧地说：
“砍脑壳的，那方盒盒是电视。还有动画片喔。”
我不知道什么是动画片，但我知道了这个可以把男女老少、猫猫狗狗都装进去的方盒盒叫电视。再次看到这方头方脑的家伙，我一下觉得瘫子家简直和乡上的集市——那个最鼎盛繁华之地也不差。我的眼睛因为这份发现，迸发出一道亮光，这道亮光让我自己都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在闪烁。但是就在我眼里迸着亮光的这一瞬，我同时感到了劈头盖脸的迷茫。瘫子家的板凳太多了，不仅有围在四方桌边的长条凳，还有不短不长的小矮凳，还有红红绿绿的塑料凳，还有圆墩墩的草绳凳，甚至还有两把可以躺一躺的竹椅子。我的屁股一时真不知该放在哪里。
“快坐，娃儿。”
瘫子妈把四方桌边的一条长凳子抽了出来。
“坐嘛，娃儿。”
她又招呼我。我看出，瘫子妈似乎也有些无所适从。也许，我的出现对他们家来说真的太突然了。
“娃儿，坐着啊。”
她更大声地说了一句，用手在我肩头轻轻按了按，好像担心我一下就跑了。
我就那样温顺乖巧地坐在瘫子家四方桌的一张长条凳上。我享受着这样像模像样地坐在桌子边的奇异感觉。那一刻，我似乎不是走了那么远的路来到他家，而是被什么神秘的力量把我像一瓢水似的，从我家那口冰凉凉的水缸舀起，然后全部倒进了他家这口暖洋洋的水缸。
“吃啊，娃儿！”
我还沉浸在眼前这口水缸的暖洋洋里，瘫子妈已用围腰布兜了好多吃食站在我面前。我一眼就看到了她围腰布里有柑橘、花生，还有烧熟的玉米棒、土豆、红苕，让我惊讶得几乎要叫出声来的是，她的另一只手里还拿着几大块厚厚的米花糖。米花糖！瘫子妈居然给我米花糖！
这些东西都是给我的吗？我不敢相信这突然而至的一切。
“娃儿，吃！家头莫啥好东西嘞。”
瘫子妈首先把米花糖递到我面前，我的喉咙早伸出了手。但我真正的手，那两只抢弟弟的吃食比什么都来得快、准、狠的手，却在这一刻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捆了起来。我喉咙里的手就在这时轻轻抓起了一块米花糖，它把那块米花糖稳稳送到我嘴边，我的嘴迟疑了一下，就那么一下，我的牙齿突然像两排锋利的锯子，咔嚓一声，就把大半块米花糖截在了嘴里。
“嚓嚓嚓嚓……”
接下来，我的整个身体只剩下一双耳朵，而整个世界，只剩下“嚓……嚓……嚓……嚓……”这无比酣畅淋漓的碎灭之声。
从瘫子家回到我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吃饱喝足的我原路返回，似乎没有用到去的那么多时间。在一小段泥埂上，我还像驼着东西满载而归的马儿一样，嘚嘚嘚地跑了几步。这一天，走了这么多路，我居然还能跑，我不知道我身上哪儿来的一股子劲。
瘫子妈在我走时，把桌子上剩下的东西都用一个袋子给我装上了。
“你屋还有谁？”
她把我边带出堂屋边问。
我想说：
“弟弟。”
我尝尽香甜滋味的嘴巴那一刻真还争足了气，它终于挤出一点声音。已经被移上一个简易滑板车的瘫子，听到我嘴里挤出的这股“得”不像“得”、“叠”不像“叠”的气流声，突然像发现了什么新奇玩意儿似的，大叫了起来：
“妈！他不只会说‘不’，他还会说‘弟’！”
看来，他听懂了我说的是什么。
“娃儿，回去走快点喔，改天再来找瘫子耍。”
瘫子妈把我送到院门口，我点了点头，提紧那袋吃食，头也没回就走了。直到推开我的家门，我才像一瓢水似的，不知又被什么神秘的力量从那口暖洋洋的水缸舀起，然后全部倒进了这口冰凉凉的水缸。
这是我生活了十年的家。这个阴暗、残破、脏乱得一塌糊涂的家，随着一道龇牙咧嘴的门渐渐推开，我对它的陌生和疑问渐渐放大，最后成了无限大。这是我的家吗？
我家没有桌子。
“啪！”
我像在外面晃荡回来的爸爸一样，把一袋吃食趾高气扬地扔在了弟弟和妈妈面前。弟弟和妈妈昏昏欲睡。我敢肯定，听到“啪”这个声音，他们一定以为是爸爸回来了。他们同时朝袋子扑了过去。
弟弟在解袋子。妈妈突然朝我呃呃呃地叫着，她也许是想问我这一天到哪儿去了，也许还想问我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弟弟解着解着袋子的手也停下了，他的大眼睛看着我。我不知道，夜晚的昏黄灯光中，站在门口的我，是不是在他眼中变得更高更大了。
“呃——呃——”
弟弟大概也想说点什么。
“嗯——”
我嘴里突然冒出一股长气。
我想对他们说：
“吃！”
我想像瘫子妈招呼我吃东西一样，招呼弟弟和妈妈吃东西。
家里的灯很暗，弟弟和妈妈啃玉米棒、剥花生壳的动作很利索。他们都顾不得把吃食看上一眼，就往嘴里塞。一包东西很快就变成了一地狼藉。弟弟还在地上捡食残渣。
“噗——噗！”
他大概吃到霉花生了，突然把嘴里已嚼烂的东西一个劲儿地往外吐。
我想起我衣服的口袋里还有两块米花糖，给不给他们呢？我用手在衣服口袋外摸了摸，还能感觉到它们脆脆的样子。
“哇——哇——”
弟弟越吐越厉害了。妈妈窸窸窣窣摸黑去灶房给他找水喝。我看到弟弟还在没完没了地吐，几乎把刚吃进肚子的所有东西全部吐了出来。
我的手捂在米花糖上，绕过他的一摊呕吐物，我倒上床就睡着了。
3．大耳朵
第二天醒来已是大上午。我又到屋前的院坝边，对着下面的山崖子冲尿。这回，我没有埋头看我凭空而降的尿花是否在阳光中七彩斑斓，而是扭头望了望远处瘫子的家。隔着一道又一道的山弯弯，瘫子的家在朝晖中升起一缕炊烟。瘫子妈一定又在灶房忙乎了，瘫子也该在他家的院坝里晒太阳了吧。
正当我望着瘫子的家呆呆出神时，一阵再好辨别不过的声音从山崖下传来。没错，是爸爸骑着他的摩托车回来了。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他的摩托车后还载着一个人。
摩托车在院子中间停下。
“看嘛，我说啩，我屋啥子都莫得嘞。”
爸爸对他身后的人说。他身后的人脚一翘，下了车。这是一个和爸爸差不多高矮胖瘦的叔叔，他们头发的长短也差不多。不同的是，这个叔叔两只眼睛都是好的，不过，他这两只好眼睛时不时总要对在一起。
对眼叔叔用他灵敏的目光把我家院子一扫而过。
“进屋看看。”他说。
“看嘛，屋头也啥都莫得。”爸爸再次说道。
妈妈和弟弟都佝偻着畏畏缩缩地站在那扇稀牙漏嘴的门口，对眼叔叔看了他们一眼，进到堂屋，随即往堂屋两侧的小黑屋探了探。
“陈贵群，你屋不仅是穷，还脏、乱、臭！床收拾一下嘛，地扫一下嘛，吃的、穿的，啥都丢地上，你屋的地，脚都下不了！”
“咋个弄嘛，你看到的，娃儿妈是憨的，啥都弄不来。”
“啥都弄不来，哪这两个娃儿是咋个生出来的？”
“莫说这两个娃儿，都跟他们妈一样，是憨包。大的有些时候还听得明你说的一两句话，小的跟他妈完全一个样，说啥子都不晓得。”
“大的好大了？”
“十岁。”
“小的？”
“八岁。”
“小的有八岁？这么丁点儿大，看上去只有四五岁。”
“有啥子法。这个小短命的生下来就病嘞，都以为死啩啦，把他丢在地上，到半夜又听到他哭，才抱起来的。这娃儿，捡的半条命。就是长不大，也长不高。”
对眼叔叔又钻进了灶房，出来后问：
“吃的东西够不够？”
“反正米还是有，吃是吃得饱的，”爸爸说，“前一阵，村委会又送米嘞，县上的工作组也送油嘞。”
“一个月吃得了几次肉？”
“一两次，两三次，不好说，要看情况啰。”
“你每个月挣得到好多钱？”
“挣不到两个钱，别人一般都是管个吃住。我做不来啥子嘞，最多给别人守下场子，挣不到钱。”
“养的有牲口吗？鸡啊鸭呢，有几只？”
“莫得，啥都养不住。去年，村上拉一头羊来，这个大砍脑壳的，牵出去放，莫得几天，羊就丢啩啦。”
“丢了？”
“那不是！”
爸爸说着，用他好的眼瞪了我。瞎了的眼，好像还在屋前屋后找那只羊。
“羊都喂得丢？地呢？种了好多？”
“莫得。莫得劳动力。你看到的，这娘儿母子，挑也挑不起，担也担不动，啥都做不得。”
“吃了几个低保？”
“一个。”
“咋只吃了一个低保？”
“我吃着，她没吃着。”
“她咋个没吃着？”
“她是我捡来的，户口还莫有扯伸展，弄醒活嘞。”
“捡来的？你这一家人，真的太恼火了！因病、因残、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动力，各种致贫的原因，你家都占齐了。”
这已不是外人第一次到我家，他们来了总会问爸爸一些大致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是拿来问我，我要是能够说话，也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地对答了。他们有时还会带些东西来，米、油、面、棉大衣……偶尔，还会有一两袋旧衣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多东西。他们一走，爸爸就会对我说：
“还木着干啥，还不把东西提到屋里头去，米和油藏在床脚下。”
那件棉大衣被爸爸撂在了他屋里。那些旧衣服，每次他都要先翻一遍，看能不能找到几件适合他的，之后就全部扔给我们。收到旧衣服，妈妈会把它们一股脑儿全挂在屋檐下的铁丝上，我们想穿哪件，一扯就下来了。我们换下的衣服从来不洗，它们通常都脏得不能再脏，我们脱下来，扔在地上了事。
刚才对眼叔叔说：“你屋的地，连脚都下不了。”可能就是因为他怕踩着我们遍地的脏衣服。
别人送的所有东西中，爸爸最稀奇的是钱。我知道什么是钱，也知道最大的钱是多少。我还知道，比起实实在在的东西而言，钱更灵活，更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爸爸钱最多的一次是得了退耕还林的补偿，他把厚厚的一叠红票子变成了他那辆摩托车。如今，来我家的人如果谁再给爸爸塞上几张红票子，爸爸那一两个月保管都乐呵呵的。
别人送来的东西中，我最稀奇的是“大耳朵”。
去年，他们给我家牵了一只羊来，这只羊耳朵特别大，最开始我还没搞清楚长着那么大一对耳朵的它究竟是狗还是牛，不管它是什么，我以为那是给我们吃的，结果是让我们养。
“这种羊耳朵咋那么大？好养不？”
爸爸当时问道。
送羊的人说：
“这种羊，莫小看它嘞。人家还是有身世的喔。听说还在抗战时候，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美国政府送给她几十只非洲的纯种努比亚山羊，后来就放养在我们四川简阳龙泉山一带。这批外国羊和我们当地羊经过几十年杂交，才有啩它们。放心嘞，这种羊又好养，又肯长。圈养、拴养和放养都使得。口粗，吃得杂，人家自己啃草、嚼树枝树叶都长得上好，饲料都不消喂。”
听说这种羊自己啃草嚼树枝树叶都长得上好，饲料都不用喂，爸爸乐呵呵地牵过了它，随后又把它交给我，要我每天把它牵到屋后的山坡上去吃草。我喜欢这只羊的那双大耳朵，它长那么大一双耳朵，天生就是一副会听话的样子。为了让它听得懂我的话，我和它说什么，都像它一样“咩咩咩”地叫。
“咩咩咩”，每次我对它说了什么，它都“咩——”“咩咩——”地应着。在这个家里，终于有人可以和我说说话了。
有一天下午，我又把大耳朵带到离家不远的山坡上去啃草。大耳朵把它面前的草啃得差不多了，就走到坡沿去啃那些边坎的草。我正躺在地上看天空中的云，我觉得有一朵云就像大耳朵，只不过它更大、更轻，轻得可以飘在天上。在天上，大耳朵也有一个家吗？蓝天是它的草地吗？我正浮想联翩，突然听到一阵泥土松塌、碎石滚落的声音，我侧头望去，坡上已不见大耳朵，四周也听不到它悠闲嚼草的声音。大耳朵滚下山崖了！我猛地反应过来，一下翻身跃起，跑到坡沿口对着山崖大声叫着：
“咩——”
“咩——”
“咩咩咩——”
我希望大耳朵能听到我的唤声，整个山上却再也没有它的回音。
我一个人回去的那天晚上，爸爸不在家。要不要告诉妈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就算我能把这件事说明白，她也听不明白。对着墙根，我又“咩咩咩”地叫着。我等着大耳朵轻轻走到我身边，温柔地埋下头，任我像触弄春日里垂到眼前的柳枝一样，从上而下，再触弄触弄它那双大耳朵。
“咩——”
一个怯怯的声音虚虚弱弱响起。
大耳朵回来了吗？我惊喜地冲到门口，哐地推开门，门外是一地洁净的月光。呼呼的风吹过我的眼睛，我的心第一次有了悲伤的感觉。我知道大耳朵再也回不来了。
“咩咩咩——”
我又叫着，泪水在眼眶里转着圈。我在心里责怪自己，怎么没有把它看好，如果我早提醒它一声，它就不会掉下崖去了。
“咩——”
那个怯怯的声音又虚虚弱弱响起。我把院子打量了一通，转身进屋，只见弟弟蜷缩在墙角，原来是他在学大耳朵，学又学不像，装神弄鬼的，我鄙夷地从他面前走过，无比恼恨地踹了他一脚。
那天晚上，我心情特别不好。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因大耳朵滚下山崖，到了半夜，听见入睡的弟弟扯着小小的、匀匀的呼鼾，我才知道自己难受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又踹了弟弟一脚。
我为什么老是欺负弟弟？每次都想拿他出气，结果更多的懊丧更强地反弹给我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享受不到拿他出气的快意？以前，心头的火朝他一喷，我就爽利了。现在出了气的我反倒更有溃败之相。黑夜里，迷迷糊糊地，我只觉得自己心里似乎有一朵奇怪的花。有时它舒展着每一枚花瓣，挺立着每一根花蕊，出落得清秀俊逸。有时它耷拉着头，整个世界都是阴沉沉的。天空是一副要下雨又下不出雨的样子。当我心头的花朵耷拉着，我睡觉，被子不会裹着我。我立在湖边，湖水映照不出我的影子。我走在路上，路不会留下我的脚印。我爬着迎风山，风都从我身边绕道而去。
对眼叔叔要离开我家时，问爸爸：
“这座山上还有哪些贫困户？”
“还有好多家嘞。”
爸爸用手指了指斜对面的山腰子，那不是瘫子家吗？
“那屋有个娃儿，小时候被医生打针打瘫嘞，他屋原来殷实得很，后来带这个娃儿到处求医看病，家都拖垮啩啦，那娃儿到现在，总是要二十嘞，还是个瘫子！”
“还有，”爸爸又指了我们屋背后的山弯凼凼，“那后面，是刘万一的屋。刘万一前些年去深圳打工，修楼房，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掉下来，都以为活不成，结果活是活下来，颈椎断啩啦。医生说他这种情况活下来，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不是植物人，结果他婆娘给他照顾得好，七八年下来，他还可以下地嘞，真的不是植物人，真啩成个万分之一，我们都喊他刘万一。”
“还有，”爸爸噜噜嘴，又指了一个小山包包，“那是汪倒霉的屋。汪倒霉他屋十多年前用电炉盘煮饭着火嘞，全家烧光啩啦。幸好我们这几户都隔得远，才莫有被烧着。”
“这座山，真的是个穷窝窝。山上还有哪些人家？我今天就挨个挨个去看个遍。”
“还有好几户喔，都恼火。刘万一屋的眉头上是李大锤，李大锤上个月才和他老丈人吵啩嘴，两爷子还动手嘞。李大锤屋的右拐子旁边是李二锤，李二锤见啩女人就嘿嘿嘿地笑，四十多岁嘞，到现在还莫有讨到婆娘。李二锤屋的背脊骨后头是钟瘤子，钟瘤子一家五口有三口药罐罐，老汉儿肝腹水，老娘尿毒症，加上他自己脑门上长瘤子，亏得他和他婆娘有时候还挣得到一两个钱，不像我屋。要说恼火，整匹山，整个村，整个乡，可能要数我屋第一。”
“啥子可能哦，简直就是绝对！你家哪里只是整个村、整个乡最恼火的？整个县排起来，你家都要数第一！”
对眼叔叔把我家排成了全县第一，爸爸呵呵呵呵地，似乎有些当不住。我不知道“县”究竟是多大的一个范围，从爸爸欣慰得甚至有点故作谦逊的神情，我推测“县”一定是比“乡”“村”都大得多的范围。
“你家真是我见过的最恼火的一户。全香台县数万顺乡最恼火，全万顺乡数苕花村最恼火，全苕花村数你家最恼火。看来，你们村委会的的确确没有编白扯谎，我这次来把情况核实清楚后，回到乡上向精准扶贫工作组如实报告，争取下一步有针对地对你们这些特困户实施精准措施，靶心式脱贫……”
对眼叔叔边说边要走出我家院子了。他后面所说的，我几乎没听明白什么，爸爸呵呵呵地，不知他听明白没有。叔叔已经出了院子，爸爸忽地才想起什么。
“等一下！我用摩托车送你嘞！”
“不——不——不——”
爸爸又跨上了他的摩托车。
4．镜子
摩托车越跑越远了。一开始，我的目光还追随着他们的踪迹，很快，我的目光就变成了引着他们转弯，爬坡，倒拐的飞鸟。他们要去的第一户显然是瘫子家，去瘫子家的路正好是我昨天才走过的路。
瘫子家也恼火吗？
瘫子家怎么会恼火呢？
我知道“恼火”可不是一件光鲜的事。每次有对眼叔叔一样的人来到我家，我都隐隐觉得他们是因为我家“恼火”而来。现在我越来越分明地感受到，他们的到来是为观看我们的“恼火”。为了避免耳听为虚，他们必须眼见为实一样，都要亲自进到我家那脏、乱、臭的黑屋子，再进到爸爸睡的那个更脏、乱、臭的小房间，再进到我、弟弟和妈妈睡觉的那个更更脏、乱、臭的小房间。还有我们的灶房，有一次，一个干部还揭开了我们灶台上扣着陈菜陈饭的碗。
如果我家叫恼火，瘫子家就不叫恼火。
别的不说，只说瘫子家的干干净净，齐齐整整，他家就不叫恼火。想到这儿，我不禁收回了飞向瘫子家的目光，刚才那只还扇着翅膀为爸爸和对眼叔叔引路的飞鸟一下落在了眼前这个破败的院子，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恼火。恼火就是我家叫外人下不了脚的地，恼火就是妈妈永远佝偻着的身子永远蓬散着的乱发，恼火就是弟弟空洞茫然的大眼睛，恼火就是知道这一切，却不会开口把它们说出声来的我自己。
这一天，我第一次认真地打量了妈妈。和头发梳成一个髻，腰间围着一条花布围裙的瘫子妈相比，我的妈妈多么邋遢，猥琐。她总是穿着一件腻乎乎的粘满杂碎物的红外套，外套空落落的，就像虚野里一扇斑驳败朽的门。妈妈的裤子也空得系不住似的，风吹来，她的双腿便是两根竹竿，任两个裤管猎猎地飘扬。所有的衣物都帖服不了她，暖和不了她，她的脸寒凉得像一块冰片，冰片周围是蛮荒的枯草。我记得每次要过年的时候，爸爸会把她枯草般的头发咔嚓嚓剪一地，那时，妈妈总哦哦噢噢地叫着。妈妈不会哭，不会笑，她只会叫。
打量完妈妈必然会打量到弟弟。他们的手总是牵在一起，他们已经习惯性地结成了一个整体。
弟弟的脑袋不东倒就西歪，他细细的脖子很难立稳他的脑瓜。任何一件衣服穿在弟弟身上都是空落落的，弟弟二指宽的脸像妈妈的脸一样寒凉。
三年前，爸爸带我到乡场上剪过一次头发，那是我第一次见识镜子，也是我第一次打量我自己。那天，我几乎狠狠地吓了一大跳，我看到镜子里的我，既像妈妈，又像弟弟，我跟他们完全如出一辙。什么衣服穿在我身上也是空落落的，我的脸也如冰片般寒凉，我的头发也如枯草般蛮荒。那天，最终让我镇定下来的是，我看到镜子里的那个人也在打量我，我没有回避他的观察和审视，迎着他的目光，我更冷静地观察和审视他。那天，因为这一份不怯，我莫名觉得自己是有勇气的一个人。
我真的有勇气吗？
第二次去瘫子家的时候，我默默问自己，你难道不怕他家一道闪电般的黑狗？这个问题在我快要走到他家时，岿然挡在了我面前。
这一次从我家到瘫子家的路，没有以往那样长，经过前几次的来来回回，我的脚劲得到了锻炼，在我可以看到他家大门上贴着的凶煞的门神时，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足力没有用尽。就在这个可以喊叫瘫子一声的地方，我停了下来。为了不至于像上次一样招惹到他家的大黑狗，我爬上泥埂边的小坡，眺望他家的院子。我想望望瘫子在没在院子里。
那个半截人果然在院子里。
是啊，他能到哪儿去呢？他就像从土里冒出来的一株植物，不，他不像植物，植物也有伸向泥土的腿和脚。他像什么呢，蹲着的青蛙？也不像，蹲着的青蛙可以跳起来，露出长长的蛙腿。他究竟像什么？我忽然想起瘫子妈在目光顾及他时总会先“呃”地叹一声，那一声，总是沉得要从半空中坠在地面上。对了，瘫子就像他妈说起他时，那一声总是沉得要从半空中坠在地面上的沉沉的叹息。
瘫子守在矮扁的石桌旁，石桌上有些小纸片一样的东西，他埋头翻弄着它们。我想跟他打招呼。犹豫了一下，捡起一块小石头朝他扔了去，小石头连院子都没有飞进。我不甘心，往前走走，捡起一块再扔，还是飞不进，再走走再扔，扔了几次，我不敢再往前走，再往前走，他家的大黑狗保不准就发现我了。在这个我认为还算安全的位置，我一次次蹦跳，一次次蹲抛，一颗小石头终于从我手心飞进了瘫子家的院子。
瘫子抬起头，四周望了望。
“喔——”
我边挥手边尽可能大地发出声响，瘫子看到了我。他大概知道我为何止步不前，放声说：
“进来吧，大黑拴着呢。前几天，大黑才咬了来我家的扶贫干部，现在被我妈套着了。”
咬了扶贫干部？我心里琢磨着，幸亏自己有所警惕。既然大黑套着了，我就放心走到瘫子面前，瘫子还在埋头翻弄着那堆小纸片，边翻边思忖着什么。
“你会数数吗？”
他突然抬起头问我。
数数？我茫然看着他，不知他在说什么。
“你知道一二三吗？”
一二三？我当然知道。爸爸每次接过别人给的钱，事后总会一二三地数一数，数数可能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清理东西吧。这样想来，我便朝瘫子浅浅地点了点头。
“你会认、会写吗？”
这是我可以回答的问题，我又在他面前轻轻发出一股气流声：
“不——”
“你想学吗？”
这个问题，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我垂下头，心里面更多的不可言状的东西也随之垂落。就在它们垂落的瞬间，瘫子的目光像一张拉开的网子一样从下接住了我的目光，在他乌黑的眸子里，我发现了小得不可思议的我自己。瘫子的眼睛是我照过的第二面镜子，这是多么奇异的镜子，它把我变成了身处其中的不知该爬向何处的两只小蚂蚁。
“说话呀，想还是不想？”
镜子看着我，我看着镜子。对我而言，开口说“不”已经是比较容易的事，这是爸爸的摩托车教会我发出的一个音，我可以把它发得就像摩托车在启动。如果只听我发这一个音，别人也许还不相信我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但是这一刻，我却想发出另一个音，我想对他说“想”。
我努力掂量着瘫子刚才是怎么发“想”这个字的音，几次努力调试自己的舌位和嘴型，终于，我冒出了一股很轻很小的气流：
“痒——”
“想。瞧！你会说话的，你会说很多话！”
瘫子欣喜地仰望着我。
“你看呢，‘痒’是抓痒痒的痒，”他说着伸手在我下巴处挠了一挠，“这种感觉是‘痒’。‘想’呢，就是声音很响的‘响’的那个音。”
说罢，他两个手掌使劲拍打在一起发出一道响亮的声音，“想要的‘想’就是响亮的‘响’的音。”
接下来，瘫子又用他那奇异的镜子来照我。这奇异的镜子此刻照得我无处可遁，而我就那么束手就擒般安于甚至乐于被他奇异的镜子所捕获。
这一天，比我上次来瘫子家吃到的一肚子好吃的东西更为收获满满的是，瘫子在这天下午将落在他身边的小树枝在地上画来画去，竟大致教会了我认“1、2、3、4、5、6、7、8、9、10”。虽然我把它们的音全部发得面目全非——耶，呃，仙，谢，乎，勒，黑，滑，朽，歇。
瘫子在地上竖着摆了一小截树枝。
“这是很小的数，1。就像刚才我一个人在院坝里。”
然后拿起这截树枝，在地上的一层薄泥土上画了个白鹅浮在水上的数，接着说：
“这是2。比一多一个。就像现在我们两个人在院坝里。”
然后又拿小树枝在地上画了个耳朵一样的数，再接着说：
“这是3。比一多两个，比二多一个。就像你上次来，我，你和我妈我们三个人在院坝里。”
……
讲到“10”，他在“1”的后面画了个小圆圈，“这就是‘10’，是比较大的一个数。比如说，你有十岁，大黑只有两岁，实际上你比它大很多。”
我比大黑大很多？瘫子见我一时不能理解，干脆重新打了个比方：
“这样说吧，你一顿可以吃下一碗饭，两碗饭甚至三碗饭，但是你一顿能吃下十碗饭吗？吃不下，为什么？就是因为‘十’是比较多比较大的一个数。如果你把一个碗里的饭全部吃光了，什么也没有，那就是‘0’，0比1还要小，0是最小的数。”
阳光洒在院坝里，把趴在石桌上的我和瘫子的身影越拉越长。瘫子没有我高，他的影子没有我的影子长。
“你看，0像什么？”
瘫子还仰着头在对我循循善诱，我却发现，院坝边围在篱笆里的鸡有几只在不安分地扑棱，坝坎下不舍池塘的麻鸭和白鹅此刻也在你嬉我戏地扎着水猛子。
“你去数一数，篱笆里有几只鸡。”
看来，瘫子要测试一下我今天的学习成效了，我想原来数数当真是这么简单的事，脸上禁不住刷起一层欢喜。
“数出声音来。”瘫子叮嘱我。
“耶——呃——仙——”
我用自己独有的腔调数着篱笆里的鸡。
“大声点。”
“谢——乎——勒——黑——滑——”
我没料到，自己数得磕磕巴巴，这些鸡哪管篱笆外有个才学数数的哑子在数它们呢，它们依旧咯咯咯地踱来踱去，冷不防还要争斗逐腾一番，好不容易数到“歇”，我再也数不下去了。鸡还没有数完，我的数字用完了。
“哈哈，”瘫子在原地笑道，“哪天，你可以把我家喂的鸡、鸭、鹅全都数清楚，别人就不会再把你当憨包和哑巴了。”
我回到瘫子身边，太阳的余晖全都集中在了他的脸庞上。一对俊郎的眉毛下，乌黑的双眸更加灵润晶泽，从远而至的轻风正将它吹起层层涟漪。
“怎么样？”
他的声音似乎也镀着落日的余晖。太阳正从他身后慢慢沉下山去，这一刻，他仰起的脸庞竟然光亮得灼灼照人。
“瘫子——”
瘫子妈从院门外背着一大背篼东西回来了。
“妈。”
“我喊你理的药单子理好莫有？我又给你买啩好多药回来。”
“糟了。”
瘫子这才想起他的正事来，赶紧埋头翻弄起石桌上的小纸片。
“娃儿，你来嘞？”瘫子妈看到了我，“对啰，没事就来找瘫子耍嘛。娃儿，你等着，我去给你们煮饭，吃啩才走喔。”
后来，我当真隔三岔五就去瘫子家。从我家到瘫子家的路一天比一天变短了些，我不知道，什么力量在缩减着这两处一动不动的房舍间的距离。
在瘫子一次复一次的训练下，我渐渐能把“一二三四五……”的音发得有点模样了。那些天，我真盼着有人和我对上几句话。这人最好就问我你家有几口人？你几岁？你弟弟几岁？我呢正好就能用一个数一口答出。这是怎样风光的场景啊，我不止会说“不”，还可以和别人灵活地一问一答。我常常想象这一幕，甚至虚拟一些和我说话的人，他们可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可能是和瘫子妈一样和气的大人，甚至是集市上的人，县上的人。想到县上，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世界一下得来大得不可捉摸。
对话这事当然指望不上妈妈和弟弟，他们顶多只会哼哼哼，哪能向我提问。爸爸呢，经常又不在家。我想和人说话的愿望就这样如滚烫的开水倒在一个碗里，最后一刻一刻地放凉了。
一天中午，爸爸刚“不不不”回来，院坝下的路弯弯处就有几个人朝着我家走来。
没多久，他们也进了院门。其中一个是村上的，来过我家好几次，爸爸叫他刘村儿。刘村儿对爸爸说：
“独眼儿，这几位是区教办的，了解到你屋这两个娃儿没有上学，今天专门来核查核查情况。”
“喔。大憨，二憨，过来。”
爸爸召集着我和弟弟。
一下站在刘村儿和陌生人面前的是三个人，我，弟弟和妈妈。我不知道那几个陌生人首先注意到了我们三个人中的哪一个，从他们恍然大悟的神色看来，他们似乎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了。其中一个瘦高个还想再弄清一些问题似的，他问爸爸：
“你家一共几口人？”
这正是我能回答的，我知道是四，但我担心我的“四”发得像“谢——”。
这个问题，很快被爸爸答了。他说：
“你们看到的，我家就这四口人。”
瘦高个还想再证实什么，这一次，他试探着问向我和弟弟：
“两个娃儿，你们多大了？”
弟弟木木的，没有任何反应。我心里却是一阵暗暗的激动，这个问题完全和我预想过若干次的问题一样，我当然也知道该怎么答，只是我想把自己可能发出的“歇”和“滑”，尽量说得像“十”和“八”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别人检验我最基本的听说能力时，我竟然有一股追求完美的“精神”，哪怕这种“精神”在此刻是多么不合时宜。就在我当着他们的面滑稽而慌张地调适嘴舌时，我的脑门因紧张而逼出一层密密的汗珠。我也不知道我把自己的嘴舌到底调适了多久，只觉得平常还算凑合的口腔、脑袋甚至整个身子都在关键时候变成了一头头犟牛，更可恨的是这几头犟牛此刻都铆足劲头竞相不听我使唤。
瘦高个拍了拍我的肩，有些自讨没趣的尴尬。
爸爸说：
“你们看到的，这两个都跟他们妈一样，是憨包。大的有些时候还听得明你说的一两句话，小的说啥子都不晓得。”
每次说到我和弟弟，爸爸都这样说，这次也不例外。我不喜欢被他向别人介绍成憨包，遗憾别人又一次对我和弟弟的“憨”眼见为实。
“两个娃儿的智力和听说能力的确都有问题，这种情况现在确实不适合到普通学校去念书。县上有一个特殊教育学校，但是只能走读，家长要负责接送。”
“那我屋莫得办法喔，县城离村上啷个远，咋个走读嘛。再说娃儿妈这个样子，哪儿管得了他们两个喔，她都要人管！”
“你家这两个娃儿读书的事，真不是我们区教办能解决的问题。”
“嗯啦，嗯啦。他们这个样，都是天生的嘞，我也莫得办法。”
爸爸继续和他们说着，我只觉得自己的脸颊再不像刚才那样烫得发痛。风吹来，我、弟弟和妈妈又和平常一样，各自木木的，我们的小院坝又在迎风山上，均匀自在地呼吸着四面的清新，默默尽享着呼呼风声中的安宁。
来源：四川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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